觀點
王耀宗：「中國往何處去」的拷問
【明報文章】讀到8月23日《明報》陳景祥先生的大文〈中國往何處去？〉，令我心頭一震。這個問題真是睽違已久。過去三四十年，中國都處於開放改革過程中，海內外中國人都沉淫於中國發展的歷史巨流裏。鄧小平生前似已確定了全體中國人前進的大方向：中共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政治路線，全速邁向市場導向的社會主義經濟體系。40多年毫不動搖的政策結果是：大國興起，成為世界工廠、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等。
然而，隨着習近平上台及連任，提出「回歸初心」、「四個自信」、「共同富裕」，實行「戰狼外交」，內部路線及外部局勢逐漸變化，百年之大變降臨。中美貿易戰啟動，新冠疫症肆虐世界，全球化弱化，供應鏈斷裂；非洲、中東、南海及西南太平洋等地區，大國爭持日趨熾烈，新冷戰隱約可見。中國遇到前所未有之挑戰，特別在經濟增長上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眾所周知，中國的難關包括：地方欠債、人口失衡、青年失業、外資流走、消費不足等。
在世局劇變中，人們心頭浮起了「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也就順理成章了。
追溯中國過去一個世紀的屈辱史，對知識分子而言，提出「中國往何處去」，實是一個時代的拷問；提供一份答卷，也是愛國知識分子不可避免的責任。這個拷問在歷史激流中時隱時現，往往在中國發展順境時隱沒不彰，而在危機深重的時代裏浮起。我是在文革時期就讀中學的一代，文革中流傳海外最著名的文章之一，是楊曦光所寫的〈中國向何處去〉。其內容大部分已忘卻，大概是以更左翼的姿態批判毛澤東發動的文革，讀來震撼。
的確，文革期間內地出現慘絕人寰的鬥爭，及不斷有屍體自珠江漂流至香港海域的情景，也迫使本港青年學子深思中國的前途，例如當時港大學生報《學苑》就出現「苦難的中國有明天」的言論。我自己也曾發表文章探討中國前途，也是回應這個時代的拷問。
中國的3條道路
其實廣義地說，答案只有3個，也是3條道路：自由主義、社會主義（馬克思列寧主義）及傳統主義。事實上，中國近代史裏的救亡運動不外這3種思潮。清朝在對英國的兩次鴉片戰爭後，廣立商埠，門戶大開，中外交往頻繁，西方思潮紛然湧至，如無政府主義、社會主義、自由主義、國家民族主義等。曾國藩和李鴻章推動的自強運動，只屬現代化的「器用層面」，爭議較少。到1895年甲午戰爭日本大敗清廷，自強運動終結。其後1898年，官方（光緒）與民間知識分子（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等）合流的戊戌變法，因遭袁世凱出賣而流產。
孫中山以建立共和國為職志，無疑是以自由主義所蘊含的議會憲政民主為藍本。因此辛亥革命的成功、共和國的建立，無疑是自由主義理念在中國的實現。但其後袁世凱和張勳復辟及軍閥混戰，議會制崩潰不全。而「五四新文化運動」爆發，實是自由主義在中國的進一步發展，標示着議會制度要以文化更新及人民啟蒙為先決條件。
另一方面，以胡適為首的自由主義思想廣為傳播，不過在現實條件限制下，他不得不依賴蔣介石威權體制作為憲政發展的試驗場。想來，如果不是日本侵華，中國的自由主義者有可能借助孫中山的軍政、訓政及憲政三階段發展，在中國建成一個準民主社會（不過歷史兜了一個大彎，孫中山的「五權憲法」在台灣實現了）。當1945年中華民國成為二戰四大戰勝國之一的時候，「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又隱沒了。但不久，歷史的勝利者給出另一份答卷——列寧及毛澤東化的社會主義在中國勝利了。這個時代的拷問在中國大陸消失，直至1966年文革。
五四新文化運動後，覺醒的民間知識分子分裂成兩派：着重文化革新的自由主義者，以及受蘇聯列寧布爾什維克黨、1917年革命所影響的激進社會主義者。而第三條路主要是新儒家學者梁漱溟倡導的維新運動，以及陶行知推動的農村教育普及運動。傳統主義者的先驅是清末提倡「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張之洞，然而這派思想家從未對中國社會制度有重大影響；反而是傳統主義學者錢穆、牟宗三、唐君毅等人，避共而移居英治香港，創立新亞書院，及後加入中文大學，進而創出一番輝煌的文化教育事業。
中大今已成為世界頂尖大學，培育無數專業精英，新儒學發揚光大，閃耀中國學術史，在70年來的蒼白中國思想史上，添上華麗篇章。
知識分子的生命抉擇
當年南下的自由派知識分子，離開中國大陸來到英治香港，創造了一番事業。他們宣揚自由主義思想，如張佛泉、司馬長風、胡菊人等。以查良鏞為主的明報集團，更是自由主義者匯聚之所，成為社會輿論的燈塔。與此同時，英國的議會憲政體制是全世界議會之母，香港作為其殖民地也受到滋養，英國議會制實是香港民主運動的制度根源。1980年代本港代議制的緣起，只能在英國體制下才可能發展出來。香港的自由主義者在八九十年代的社會多元文化發展上（以文化刊物、報章雜誌為標誌），扮演了一個極重要的角色。
3條道路中，無疑馬克思、列寧、毛澤東的社會主義，是中國政治社會制度的最重要塑造力量。當二戰後中共軍隊橫掃大江南北時，民間知識分子面臨一個生命的選擇：留下還是離開？陳寅恪、錢鍾書選擇留下；胡適、傅斯年選擇離開。就「中國往何處去」的問題，不同人給出自己的答案。對嚮往共產主義的人來說，毛澤東思想已點出中國的未來，這個拷問不再重要。
中共建政後，中國大陸經歷種種政治運動。1949年後自由主義者在中國的命運是悲慘的，胡適思想被大規模清算，受胡適不少恩惠的吳晗及羅爾綱，都要表態與胡割裂；顧頡剛及俞平伯等人也不能倖免。1957年反右運動清算無數知識分子，可謂將整個知識階層剷除。當時逃到香港的中國民主同盟發起人周鯨文，其所寫的《風暴十年》訴說了民主黨派所受的慘况及屈辱。毛的極左政策至文革而臻頂峰，而在其中出現了楊曦光「中國向何處去」的大字報（1968年）。
自由主義種子 春風吹又生
到文革結束後，鄧小平主張的「改革開放」及「四項堅持」（堅持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中共領導、馬列毛思想），實是在自由主義及馬列主義之間來回搖擺——經濟上着重市場、外資及消費，是自由主義的一面；強調公有制、「初心」、「共同富裕」，是馬列主義的另一面。中國的改革有其兩面性：經濟改革開放及政治保守嚴控。最後馬列主義壓倒自由主義。
雖然如此，1980年代風起雲湧的民主運動及思潮，說明自由主義思想種子，「春風吹又生」。自由主義蘊含人性解放的心靈根源，遇到恰當土壤，就會開花結果。
《港區國安法》的實施，象徵了中國馬列主義傳統壓倒了自由主義的制度，這是我在其他文章所說的「馬列主義的吸納」。留下或離開，成為香港自由派知識分子的選擇。自由主義理念既不能容於中國國境內，而當今馬列主義也遭遇重重挑戰，「中國往何處去」的大問號再次縈繞人們腦海，也就不出奇了。
作者是旅居澳洲的香港政治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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