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趙永佳、余昊昕：「寒門有鴻儒，豪門無白丁」的現代科舉
【明報文章】今年7月，美國經濟學家Raj Chetty等人發表一項關於不同家庭背景的學生升讀美國精英大學的研究。分析了美國名校內部招生資料、學生升學考試成績（如SAT和ACT），及學生和學生家長的所得稅紀錄等數據後，他們發現，即使升學考試成績旗鼓相當，但那些來自家庭收入為全國前1%的家庭的孩子，其進入包括常春藤聯盟高校在內的12所美國最頂尖私立大學的可能性，是中產階級家庭的孩子的兩倍多。因為這些私立大學錄取學生時，考慮的不單是學生學業成績，還有其他重要因素，包括父母的校友背景、學生的非學業資質（如領導才能），及學生在某些運動（特別是一些「貴族運動」）上的特長。
顯然，在這些因素上，來自富裕家庭的孩子都比來自普通家庭的孩子更有優勢，因他們從小就有更多資源去將自己塑造成為這些頂尖學府的「最佳人選」。
雖說香港高校的招生方式與美國有不少差別，但家庭背景對於學生升學的影響也不容忽視。早前本港大學聯招放榜，大眾關注點再一次集中在學生升學問題上。本文打算用數據探討一下以往香港學生的升學情况，並向大家展示學生家庭背景跟他們升學歷程、升學結果的聯繫。
本文運用的數據來自政府統計處《青年和中年人士的教育及就業歷程》統計調查，該調查於2017年進行，訪問了約1萬個住戶，樣本覆蓋了在1970至1995年間出生的香港居民。趙永佳在該調查中擔任學術顧問，部分基於該調查的研究成果較早前已於《明報》刊登。
是次，我們從該調查樣本中選取近6500個教育水平至少為高中的子樣本（subsample）作分析。儘管本文運用的數據不及美國這一研究那麼豐富和精細，但也足以讓我們體會到港人的階級背景如何左右其自身升學歷程。
我們從職業維度出發，將數據中遵循「國際標準職業分類」劃分的職業類別，重新組合為4個不同階級。等級順序由高到低分別是階級I（經理及行政級人員、專業人員）、階級II（輔助專業人員）、階級III（文書支援人員、服務工作及銷售人員、工藝及有關人員、機台及機器操作員／裝配員）、階級IV（非技術工人、漁農業熟練工人）。其中，階級I最能代表我們認知中的「中產」群體，階級IV反映的則是我們常說的「基層」群體。在下文分析中，我們將受訪者15歲時其父母階級位置最高一方的階級，作為其「階級出身」。
不同階級出身 升學路各異
對於完成高中學業的學生來說，人生的「下一站」是多元的。有的學生徑直踏入大學校門；有的則去進修非學位課程，例如副學士或高級文憑；而只有少數選擇早早步入社會，不再求學。每個學生固然對自己今後去向有一定的自主選擇權，但同時我們的數據顯示，學生種種升學結果往往跟其階級出身密切相關。
從圖1可看到，階級出身愈好的受訪者，愈可能「一take過」升讀大學；而階級出身愈差的受訪者，愈傾向不再升學。完成高中學業後，出身基層的受訪者有過半以上的人不再升學。與之形成強烈對比的是，生於中產家庭的受訪者有近六成半直升大學。可見，各階級的升學結果差別巨大。
對於那些未能直接進入大學的受訪者來說，他們仍能在完成非學位課程後，通過各種途徑升讀大學。然而在這一升學階段，階級出身所帶來的優勢仍然明顯。
圖2的結果表明，階級出身愈好的受訪者，愈有可能趕上這一進入大學的「尾班車」。以階級I的學子為例，他們完成非學位課程後，仍有逾50%的機會繼續升讀大學。總的來說，階級出身不錯的受訪者，大多在高中畢業後就直接升讀大學，而他們中有些人即使在求學生涯中走了一些「彎路」，先讀了非學位課程，但最終仍比那些階級出身沒那麼好的同伴有更大機會圓「大學夢」。
大學大不同
本港高等教育擴張之後，接受大學教育對大多數港人來說，不再是遙不可及。然而在這個幾乎「人人都是大學生」的時代，大學生群體內部的差異顯得愈發重要。因為，正是憑藉這種差異，人們才得以在勞動市場上將自己與其他大學生區分開來，突顯自己的價值。大學生群體內部的差異有方方面面，其中最顯而易見的分野莫過於在何處念大學、念什麼大學、是名牌大學抑或普通大學？然而，就如上文提到的美國研究發現的那樣，在香港，優質大學教育並不是均等地向來自各階級的學生開放。
當我們把目光聚焦在那些成功升讀大學的受訪者時，可以發現大學生的學位獲得地／院校，跟他們的階級出身同樣密不可分。如圖3所示，基層出身的學生若選擇在本地升學，則普遍就讀「八大」中的後5所公立院校；而對於出身在階級IV到階級II的學生來說，階級出身愈好，就讀所謂本地「三大」（即港大、中大、科大）或出外留學的可能性愈高。
最有趣的是，本港中產似乎對「三大」不太感興趣，就讀「三大」的比例出乎意料地少於其他階級。不難看出，相比「三大」，海外高校更能得到香港中產學生青睞，有近半數的學子到海外升學，這一比例甚至比就讀「八大」還高。
這一現象，就正如美國學者Samuel R. Lucas提出的「有效維持不平等」（effectively maintained inequality）理論所描述的那樣：優勢階級不僅追求階段更高的教育，同時也追求品質更好的教育。也就是說，階級背景的影響力不僅作用於教育的「量」（quantity）之上，更作用於教育的「質」（quality）。而在教育擴張、「量」的分野逐漸不顯著的背景下，「質」的區分就變得尤為重要。於是，階級間的教育不平等從以往反映在「升學與否」的差別上，過渡到如今「讀哪類學校」的差別。這也解釋了為什麼我們可以從圖3看到，即便大家都進入大學，階級出身較好的學生，會比其他人有更大機會就讀於社會認可度更高、學術水平更好的院校。
玩不起教育競賽的學子怎麼辦？
總之，莘莘學子能否在「現代科舉」中金榜題名，及最終到達的學業目的地，都與他們的階級出身密切相關。「豪門無白丁」，中產學子的升學道路往往比別人的更順暢，同時升學目的地之選擇也更豐富。
另一方面，「寒門有鴻儒」也毋庸置疑，因為現在我們仍能看到相當一部分基層學生能直升大學，甚至擠入「三大」的窄門。惟後者似乎建基於豪門子弟「自動棄權」、轉戰海外，而不是因為本地教育制度愈見公平。畢竟，至少到現在，中產家長們都不遺餘力參與各種「教育競賽」，為子女的教育不惜投入大量時間和金錢。他們所做的一切，為的就是給下一代提供其能力範圍內最優質的教育資源。那麼，那些玩不起這一種競賽的學子，又怎麼辦呢？
作者趙永佳是香港教育大學社會學講座教授、香港研究學院聯席總監，余昊昕是香港教育大學香港研究學院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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