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鄧小樺：建立香港文學館 須以實績面對質疑
【明報文章】香港作家聯會（作聯）會長潘耀明早前在書展「創建文化大灣區」活動上突然宣布，香港文學館在特首李家超支持下，將由賽馬會贊助，明年4月於灣仔開幕。此一新聞引來文化界大嘩（不少知名作家均表示從未聽聞；註），堂堂香港文學館之建立，一曝光就陷於「鬧雙胞」的巨大尷尬中。
潘耀明後於《明報》8月4日刊出的訪問中，披露未來的香港文學館將選址於灣仔茂蘿街7號3樓，佔地2000多平方呎（即與香港中央圖書館的香港文學資料室差不多大），賽馬會僅贊助開館費；其後館中活動也需逐項申請資助，日後也會向商界籌募經費。
筆者為文學工作多年，本文願以個人角度，作出文化政策評論。所謂文化政策評論，是不以政治先行，而是務實面對政策與資源，而在實踐上追求高遠的文化視野與理念，及具說服力的參照。像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輕》所說，一切有時真的不是政治問題，而是美學與水平問題。
「官方文學館」還是「建制文學館」？
「作聯文學館」之事一出，已有不少評論直稱其為「官方文學館」，但就文化政策角度檢視，這個「官方」定位其實是problematic的。以香港官方的習慣來講，其實不會因特首一人一句支持，就建一座新場館開一個新部門開幾十個新職位。潘說香港文學館需由官方主導和支持，但看看現時作聯文學館須自設董事會，即並非屬政府架構；撥款是由馬會獲得開館的第一筆資助，而非由政府直接撥款。而所選地茂蘿街7號3樓，其實是由巿建局管理。
如此看來，這真是「官方文學館」麼？還是由作聯或潘耀明主導，既非官方，又未足夠立足民間的「建制文學館」？作聯亦既不屬內地作家協會體系，歷來亦非香港官方代表，是在介乎內地與香港之間的夾縫中生存。
不少人誤以為作聯文學館就代表官方代表港府代表中國，但看看內地各大文學館均以博物館體制運作，講求搶救與保護文物、藏品信息資源共享、提高公眾關注度和社會影響力。而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李敬澤在公開講話中表示，全國文學館都必須在「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記思想」的新形勢下，尋求更好地為人民提供公共文化服務。而潘歷年來談及文學館的言論，均未見文學的博物館視野、習近平思想、服務人民、公共文化這些關鍵詞。作聯文學館看來並未在國家的文學館體制或議程中據有席位。
文學館的倡議與實踐 需認真面對質疑
筆者參與的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向政府爭取設立香港文學館10多年來的經驗是，對着香港政府，你大講文學的抽象價值是沒有用；對方講的是實績和KPI（關鍵績效指標）。
文學人爭取文學館，要證明自己的營運能力、回答KPI等問題，當然是痛苦的。然而，一件文化大事付諸公共領域討論，自然要面對各方不同聲音。筆者所參與的，香港文學館之倡議與爭取，曾經引發大量公共論述，其中固然過半聲音肯定文學館之價值與可能性，但也有明確的反對和質疑聲音（見《文學是一場寧靜的奮鬥》一書）。
我個人當年曾與反對者筆戰，但後來我及同伴一一認真消化質疑聲音，決定以實績來改變刻板印象：
有人覺得文學老土陳腐、不吸引年輕人，我們就以有趣味及有公共性的策展來回應，同時一直致力在中學推廣文學，幫助年輕作家發表及曝光；有人質疑文學館只是給作家聚會喝茶的地方，我們就以開放的公共論述來回應，文學生活館的活動及策劃一直向未必深識文學的大眾推廣文學和閱讀；有人覺得文學人總是閉門造車、不與世界溝通，我們就以大量跨界合作策劃來回應，並與大機構如西九文化區、康文署、香港電台、南豐集團、大館、各區議會及大學等合作，豐富自己眼界、經驗與履歷，擴大文學的周邊網絡。
歷來文學生活館之工作如此繁重駁雜，就是因為我們全力認真面對各種對文學的質疑，並以實績改變社會觀感。
如此一路走來，我方雖未能建立實體的正規文學館，但這些年社會上文學氛圍增加不少，至少這幾年文化大機構都不時有與文學相關的節目策劃。社會上其他文學及文藝組織對此都有共同努力、共同受惠。
由下而上 文學的公共性
評論人鄧正健指出，自2009年來的香港文學館倡議運動中，文學具有公共性、文學應立足民間，這兩點是整個「香港文學館」論述的核心命題。香港文學生活館是以多年實踐來應合之。
講到立足民間，筆者看到「阿姐」汪明荃在書展講座備述多年來為粵劇界爭取場地，包括由參與活化歷史建築伙伴計劃走到西九有戲曲中心，都見到由下而上的民間志氣。
至於文學的公共性及文學館的公共性，2009年來的香港文學館倡議運動，帶動了華文界兩岸三地最豐富的論述。「公共性」3字在作聯文學館方面未見提起，而筆者卻發現在今年底開幕、位於廣州白鵝潭的廣東文學館之報道中，中國現代文學館館長李敬澤曾大力強調：對文學館來說，創新非常重要，不是弄個場館大廳、擺個展覽就行，「文學館應該是一個文學的公共場所，未來要充分發揮文學的公共場所的服務作用」；文學館必須是「時代的產物、文學的殿堂、市民的空間」。關於文學公共性、文學館公共性的議題，甚至可能早已從香港影響到內地文學館體制，成為文學館討論及營運的重要關鍵詞。
關於立足民間、追尋文學的公共性，香港本來當然有特殊的空間可以創新。如筆者策劃2019年香港文學季文學×藝術展覽「字立門戶」、2020年展覽「離留之間」，作家與藝術家自由探討香港居住空間的限制、封困與離散的心情，入場人次在疫情等特殊環境下都不錯。面對歐戰逾年、疫情封閉3年等負面前情，若可以讓文藝與人民一起自由抒發、分享，對於彌合社會傷痕與保障巿民心理健康，也有一點點幫助吧。過去幾年香港民間藝團有不少療癒與憇息主題的策展（如「創不同」在觀塘碼頭的「待渡」等），也是香港獨有。香港在創作上本有空間可做到獨步兩岸三地，這才可見證香港作為國際藝術文化之都的潛能及實力。
而至今尚未在潘耀明的文學館論述中見到「策展」兩字。潘氏一直提到的是「建立香港作家和香港文學的資料檔案……將資料檔案分門別類，然後整理，人家一看就知道香港文學從過去到現在的發展史」，這又與中大等各大學所藏的香港文學資料，以及中央圖書館的香港文學資料室有何分別？若沒有創意策展、開放多元的思維，只展示年代久遠的作家照片、資料和手稿，只會令普羅巿民感覺益發遙遠。
作聯如何與香港日益重視本土、社區、藝術跨界、國際視野的思維融合，似乎需下苦功才能追上民間現有水平。
破除對立 回歸實績
筆者以上舉隅供識者參考，以文化政策角度而言，有時真的不是政治問題，是水平與美學問題。撞名當然有造成尷尬；如非草率公布、公眾以至行家知情度都太低，尷尬本來可避免。官方機構不會鬧出如此公關亂子，就算是建制做事都有風範，中華文化促進中心一力負責荔枝角饒宗頤文化館的修繕及營運數年，亦未見出過如此糗事。
潘先生爭取設立文學館，真正取得進展是2021年潘本人成為特首選委之後。潘先生以一人之力爭取多年之苦，筆者亦思之感慨。只是，難道港人以後要爭取文化建設，最有效是爭取做到特首選委這種政治性的位置；至於策展創意、文學視野、公共服務、民間認同、與其他機構合作等實績都是次要？這是香港服眾的方式嗎？文化建設還是應該不要被政治主導，要以文化和美學標準來做。
以文化政策角度而言，我們必須破除一些對立思維，以實在的工作成績與公共開放的正常程序，去要求未來的香港文學館之建立。至於香港文學生活館10年以來立足民間、以實踐改變社會的理念和辛勞，亦望諸方明辨、珍重，與我們砥礪前行。
註：事件中筆者工作的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發出聲明，表示之前並未得悉有關計劃，亦從未與香港作家聯會有過任何合作；文學館建立之大事，應確保業界持份者的知情權及參與度。
作者是香港文學館有限公司總策展人、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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