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韋諾：論國安法與「保持香港獨特性」的爭議

【明報文章】早前正值《港區國安法》實施3周年之際，內地網絡博客靖海侯的文章〈我們到底需要一個什麼樣的香港〉，引起香港政商界和媒體就「國安法被泛化利用」和「保持香港的獨特性」展開激烈爭論，反映不少人對國安法實施、香港當前政治社會氛圍及香港前景，有着各種意見。

國安法被「泛化利用」嗎

靖海侯文章最引人關注的論點，是指國安法被一些官員和議員泛化利用。這是個嚴重指控，事關國安法是否全面準確落實的大問題。提出具事實根據的指控，是負責任的表現，但靖海侯沒有這樣做。靖海侯那些欠缺證據的主觀印象，由於他的「神秘」背景，引起香港社會各種揣測，甚至被人借題發揮攻擊中央、港府和紀律部隊。

的確，國安法的實施過程中，個別公務員和立法會議員一些言行引起社會關注，例如有學校反映教育局人員巡視學校圖書館館藏後，指魯迅的著作「鼓勵學生上街」，不應收藏；有議員揚言推動「與病毒共存」及推動同性婚姻合法化都是違反國安法。這些偏離國安法原意、削弱國安法權威的言行固然要正視，惟不能以此證明國安法被泛化利用。

事實上，國安法實施至今（截至7月初），警方國安處共拘捕260人，其中161人和5間公司被起訴，其中79人被定罪，可見國安法都是用作打擊危害國安的行為和活動、懲處危害國安的人和組織，試問何來「泛化利用」？若有人認為管治團隊「寧左勿右」、「事事講國安」、事事以國安法處理，用國安法來進行與國安不相關的事，請他們提出具體的有力例子。

「香港獨特性」是什麼

習近平主席去年表示「必須保持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今年表示要警惕「軟對抗」。有人認為，保持香港的獨特性與維護國安是對立、矛盾的，並認為國安法實施3年來，已經並正在損害香港的獨特性。

要回應這個論點，首先要弄清楚何謂「香港的獨特性」。有言論認為，香港是國際城市，「買辦」是香港社會的特質，國際化是香港的獨特性之一，必須保持。問題是，他們所指的「國際化」到底是什麼？

假如保持香港「國際化」是意味着容許外國干預香港，侵犯中國主權；容許外國間諜和政治組織在港活動；容許海外反中亂港分子將危害國安的活動「倒灌」香港，煽惑人心；容許本地反中亂港力量繼續從事破壞活動（包括「軟對抗」），拉攏人心，發展力量；容許香港繼續成為顛覆基地——那麼這樣的「國際化」就不是香港要保持的「獨特性」，也不是「香港的獨特地位和優勢」所在，更不是香港的成功之道。這樣的「國際化」，絕非「紫砂茶壺內的茶垢」，沒有保留的需要。

誰在損害「香港獨特性」

有言論認為，一國兩制是香港最主要的獨特性，香港的價值在於跟西方社會的聯繫。筆者同意；但現在是誰在損害香港的獨特性？是誰在削弱香港與西方社會的聯繫？是中央和特區政府？還是歐美國家？

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時，歐美國家紛紛指摘中央此舉破壞了「兩制」，認為「一國兩制已死」。香港社會不少人也認同此看法。事實上，一國兩制的基本原則是維持香港原有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不變。國家安全是「一國」的事，維護國安本屬中央事權。香港爆發史無前例、嚴重危害國安的動亂後，中央運用相關權力制定港區國安法，並沒有改變香港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國兩制依舊不變。

問題在於，歐美國家從來是以自己一套的政治標準來定義一國兩制，即——所謂「高度自治」：中央是否干預香港、插手香港事務？所謂「人權與自由」：反中亂港分子在港是否有充分活動空間？所謂「民主」：選舉制度的開放性、競爭性是否不斷提高？

對他們來說，中央制定國安法、完善香港選制，意味着中央已經干預香港，反共力量的活動空間已被大幅壓縮，開放競爭性的選舉已被修改，因而認定一國兩制出現了根本變化，「兩制」已不存在，香港已變成一個「普通的內地城市」。姑勿論這種對一國兩制的理解是否正確、合理，總之他們不會因為港府在維護國安方面有所放鬆而改變看法。

更何况，如深入研究美國對港政策歷史的葉霖博士所指：「美國總是通過其對華政策的棱鏡來看待香港。即使是在二戰和冷戰時期，香港本身的命運從未被視為至關重要。相反，它只是服務於美國在東亞地區的大目標和利益。」（註1）

在中美關係出現根本變化下，無論中央和港府在國安問題上如何讓步、妥協，美國也必然持續針對香港，削弱香港的價值和作用，以實現遏制中國發展的大目標。近日美國參議院推動取消香港特區駐美經濟貿易辦事處，另有美媒傳出白宮已決定拒絕特首李家超出席亞太經合組織會議（APEC）。類似的制裁只會陸續有來，所以還是「丟掉幻想，準備鬥爭」吧。

是時候反思香港「國際性」

當然，「鬥爭」不是說香港要主動排斥歐美、跟西方脫鈎，而是要明白和接受過去香港與歐美的關係、與西方社會的聯繫、在西方社會的形象，今時今日已隨着各種條件的變化（全球變局、中美關係、中國崛起）而出現根本變化。而這些變化不會因為港府少用一點國安法、包容多點「軟對抗」而有所改變。「以退讓求團結則團結亡」這個原則，是我們在形成更廣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統一戰線的過程中，絕對要堅守的。

「香港的故事可以說是這樣一個故事：對危機從不鬆懈，在無奈中盡力而為」（註2）。在大變局下要保持「香港的獨特性」，我們是時候重塑自身的「國際視野」，好好反思香港的「國際性」，好好認識「國際社會」，好好發掘香港作為「國際城市」的角色、作用和功能。

註1：葉霖（2018），《在中國的影子下：美國對香港的外交政策1945-1972》，香港：中華書局，頁212

註2：恩萊特、司各特、杜大偉著，曾憲冠譯（1997），《香港優勢》，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頁3

（作者按：本文只代表個人立場，不代表任何團體意見）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副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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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韋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