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家洛：從昆德拉名句到人類的歷史權

【明報文章】捷克作家米蘭昆德拉（Milan Kundera）逝世，享年94歲。香港一向都有一個欣賞東歐文學的讀者群，昆德拉的《笑忘書》那句「人類對抗權力的鬥爭，就是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更時常被引用來提醒人們要分清真相與謊言、做真相的見證人。雖然昆德拉長居法國，但他的作品一直有反思生命中的苦難與罪疚，特別在公義不能彰顯、是非早被顛倒的時代中，他創作的故事讓讀者認識普通人必須面對的抉擇，及一些荒謬透頂但殘忍的結局，每個角色的設定都在窺探人性弱點。

有意思的是，什麼是真相？又什麼是謊言？其實一早已經揭盅，只是因為埋沒真相的誘因（或說出真相的代價）實在太大，故事中的人物一直裝作視而不見，甚至成為說謊的慣犯。至於他們用什麼方法來自欺欺人，在獨裁統治下，讀者其實自己應心知肚明，甚至在身處的環境中，已經成功用了雷同的一些方法來混日子。

政權為何要綁架記憶？

在法國的昆德拉，可以自由地書寫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故事；然而在共產時代捷克等東歐民族的集體記憶，卻被「統一起來」和「國有化」。於1984年，為呼應奧威爾（George Orwell）描繪極權統治的世界的經典小說《一九八四》，活躍於民間團體《七七憲章》的捷克知識分子，大膽地提出人民的基本權利應包括「歷史權」（the right to history；註）。他們把討論整理好之後再以文會友，拋磚引玉，展現「記憶與遺忘的鬥爭」所需的勇氣。該文件大力批評捷克黨國機關的歷史觀所造成的道德淪喪及文化衰落，同時高調地主張對歷史研究和探討的工作，要以對抗「集體失憶」為己任，呼籲捷克人民把本應屬於自己的「歷史權」從「成王敗寇」的權力邏輯中解放出來，拒絕讓歷史和記憶一再被政權綁架。

認識政權和「歷史權」的對立，是拯救捷克歷史和人民的記憶的第一步。因為當權者利用歷史中的一些對自己有利的片面記憶或經歷，作為其專制統治的理據，更變本加厲至可以任意地為了他們的目的而改寫、改編歷史，而關鍵是官方的歷史觀及對重要歷史事件的「一些判斷」，必須為捷共永續的權力及所謂永遠的正確性提供毋庸置疑的基礎。諷刺的是，這個歷史觀又不乏自相矛盾的地方，譬如自命永遠站在歷史正確一方的當權者，竟重複提出危機意識的必要，又要在「十面埋伏、四面楚歌」的困難中，要求全民不惜一切代價堅持守護這個政權的安全。

遺忘為何是「平庸的惡」？

《七七憲章》倡議人認為，捷共操弄歷史的必然結果，是令歷史本身變得毫無價值和意義可言，因為在極權統治下，任何有可能阻礙當權者的政治行動、民意、道德及社會價值觀的歷史立足點，都會被針對並且逐步清理。

對捷克人民而言，這樣的歷史觀或者政權要大家說好的故事，無異於道德和價值觀虛無主義。這不是說那個時代沒有歷史科或相關書刊，而是1918年捷克斯洛伐克立國以來的政治歷史，都被捷共「消毒處理」過，所有「歷史大事」必須由政權來定義，相關的檔案變成絕密，不論是研究歷史的或者一般普羅大眾皆無權過問，更遑論可以自由地閱讀、思考、爭論。

在極權統治下，歷史及相關的故事必須符合政權利益，也就是捷共及不同時代的當權者的利益。而捷共的宣傳機關在這方面的力量，更是一直不受任何約束，使人不由自主地「複製」先被政權審查的歷史課本、研究和普及化的歷史故事讀本中所載的「知識」。至少在公共領域，當權者樂見人民表現出對是非黑白、真相謊言缺乏感知和興趣，安於官方定好的版本，對不能在個人及社會層面承擔思辯的基本責任不是感到羞愧而是滿足幸福，就像鄂蘭（Hannah Arendt）所指的「平庸的惡」的一部分。

高舉人權、政治權利及公民權利的《七七憲章》倡議人明言不接受這個結果。他們認為，正正因為關於人權的思想、認知，與人們在爭取人權時經歷的順逆是不可分割的；而恢復有關的歷史過程的記憶，可以讓人民在不受政權支配下重建歷史的本體，以彰顯人類社會在爭取人權過程中的尊嚴。

換言之，當人們對歷史真相和事實有所掌握、成功擺脫政權的干擾之後，民主運動才不會被視為一次又一次「成王敗寇」的政治博弈，不容當權者恣意歪曲成「其心可誅的反革命」、「外部勢力侵犯」、「國家民族敵人」之類的抹黑詆譭，而是為人權奮鬥的其中一個重要環節，更能夠由此證明政權的謊言害人不淺，特別是一次又一次由當權者策動或鼓吹的危害人類的罪行。

捷克知識分子這個「歷史權」的倡議，正正針對政權的歷史觀，及所有為此而製造的謊言、審查、禁忌、資訊真空和大大小小的政治宣傳運動。不過，即使這將引發一連串艱巨的「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他們相信，沒有真相，就沒有人權自由可言！

謊言和欺騙 何以不堪一擊？

真相是開放、自由社會的基礎，可是謊言卻不是獨裁政權的專利。我們必須警惕，腐敗的民主政治同樣充斥着政客們自圓其說的謊言，也同樣曾經對人類社會造成不可彌補的禍害，而說出真相的人同樣會面對極大壓力。

「五角大樓文件」（Pentagon Papers），即《美國-越南關係，1945-1967：國防部的研究》，是其中一個得到較多關注和批判的案例。1971年該文件由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職員艾爾斯伯格（Daniel Ellsberg）先後泄漏給《紐約時報》和《華盛頓郵報》，披露美國政府如何有系統地策劃撒謊，誤導國會和公眾關於越戰的真正意圖，其間更不斷掩飾不利消息和發放假消息。

人類歷史不乏對謊言習以為常，又崇拜騙子的不正常國度。即使我們因而經歷過這麼多的苦難，也沒有辦法保證在「記憶與遺忘的鬥爭」中不再迷失。然而，我們當中總會有人認識到，政權製造謊言和當權者欺騙老百姓的目的，就是掩飾真相和扭曲一些不利他們的事實。換言之，不管謊言怎樣肆虐，真相和事實都不會消失，而且一直等待追求的人去發掘披露。「在真相面前，謊言不堪一擊」這個基本道理，本身就是個一直令所有當權者及其支持者坐立不安的原因。

註：The Right to History（Charter 77 Document No.11/84）

作者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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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家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