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王卓祺：美國教改聯想到香港的「抗爭者」
【明報文章】導言
月前有新聞報道美國得州馬林小鎮一間中學畢業班33人，只有5名學生符合畢業資格，學校只得將畢業禮延遲舉行。這已經是美國時任總統小布殊簽署《沒有孩子落後於人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沒孩子落後》）20年後的事。該法案全名是《一條以公信力丶彈性與選擇來填補成就差距，不讓任何孩子落後於人的法案》。當時推動美國教育改革的人士認為，該法案將扭轉老師與校長缺乏責任感的情况，並製造動機讓老師、學生與學校藉行為調整來改善結果。看來，倡議者以為學校及老師能夠改變學生成績的假設是錯誤的。
筆者由於這一新聞開展一點研究，從而得知美國有一個團體，專門在貧窮地區辦學，並嚴格要求學生品格，但學生學術成績出眾。本文便是介紹這辦學的教育改革經驗，並對照一下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下「抗爭者」的品格問題。完稿之際正當中學文憑試放榜，新聞報道都集中在所謂「狀元」身上。這不是壞事，也延續了傳統文化「書中自有黃金屋」的科舉作為社會流動的渠道。值得關心是貧窮學生能否向上流；本文也從文化角度回答這問題。
美國教改：《沒孩子落後》與「知識力量項目」
《沒孩子落後》生效於2002年，目標是在2014年讓美國所有中學生的學業能力達到一定程度，並確保每一所學校中所有族裔的學生，包括黑人和拉丁裔，都有好成績。若以馬林鎮中學畢業生的情况來看，該項教育改革效果成疑。
美國一個稱為「知識就是力量項目」（Knowledge is Power Program (KIPP)，「知識力量」）的辦學團體，由兩名熱中教育理想的老師（Dave Levin、Mike Feinberg）於1994年創立，主辦由公帑資助的特許學校（chartered schools）。他們專在貧窮地區辦學，重視學生的品格教育。其畢業生成績突出，有八成考入大學。美國貧困家庭孩子一般能考上大學的只有8%。
為何「知識力量」學生如此優秀呢？
研究者發現，「知識力量」學校培養學生的品格，主要就是自控力，而非一般學校只操練考試科目。嚴格來說，自控力是一種反人性行為，它要求人們延遲「想做」的事，而做「應做」的事。自控力弱者，尤其是貧窮黑人家庭成長的孩子，每每有放縱、不顧後果、立刻享樂的衝動個性。
其實，美國《沒孩子落後》教改的失敗並非完全由於學校及老師做錯什麼。大家都知道，學生學習表現跟其父母的社經地位及教育背景息息相關。名校是因為收到良好家庭背景的學生，他們成績出眾並非學校及老師教導有方，而是生活環境的因素——孩子耳濡目染父母及其朋友圈都是較為成功的人士。孟母三遷的經典告訴我們，好孩子成長要有好環境。人們是物以類聚，相互影響及鞏固彼此的行為和思想模式。用現代社會科學術語，就是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決定學生的學術及社會成就。顯然，美國教改沒有處理家長及環境因素。相反，「知識力量」的學校就是把家庭及環境處理為主因。他們的方法是讓學生減少接受家庭及鄰居朋輩影響的機會，例如學生在學校上多幾個小時課，隔個周六上午也要上課，暑假也短一些。有批評指這批貧窮學生的家長願意配合，已經是自我挑選的結果；但也反證家長因素的重要性！
但家庭及環境因素還不夠，「知識力量」學校還要改變貧窮學生對自己的期許。這些學生居住在貧窮地區，參考群體是社區內的鄰居窮人。這當然有文化因素。中國人及猶太人便不是這樣，他們的參考對象是自己的文化承傳，眾多透過自身努力而成功的勵志故事。但是，在美國貧窮黑人家庭成長的孩子大多認為自己缺乏上流動機，也會嘲笑鄰居勤奮者是為了「想做白人」。
在這種文化下，「知識力量」學校除了將學生與家庭及社區盡量隔離外，還要改變學生對自己的期許。他們要求學生喊「一定要上大學」的口號，讓學生處於充滿「上大學」目標及詞彙的氛圍下。他們更帶領學生參觀大學校園，接觸考上大學的畢業生；教室用上各大學的名字命名，班級亦按照該年級學生應上大學的年份命名。這等等方法都是要改變學生對自己的要求，不要像鄰舍孩子安於貧窮！
「努力工作，好好對人」（work hard, be nice）是這些學校用的箴言。這也是一本評估「知識力量」學校書籍的名稱。正如上文所指，這些學校愛讓學生喊口號以長其志氣，而其中符合上述箴言上半句的其中一個口號便是「沒有捷徑」（there are no shortcuts），意思是說沒有運氣，成功要付出努力。大家都聽過棉花糖的實驗，就是說那些能堅持不吃第一粒棉花糖的孩子，最後都有出息，關鍵就是自控能力。
大家都容易明白「努力工作」或天道酬勤的道理，但為什麼「好好對人」對窮孩子那樣重要呢？「知識力量」的創辦人從升上大學並發展較好的畢業生中發現，不止要有學位，還有良好的社交關係，才能更為出色。因此他們要求學生待人要好，學術成績好之外，還要有好的品格。「好好對人」是中產階級學生耳濡目染的品德，但在美國貧窮家庭長大的孩子卻甚少懂得。因此，「知識力量」的學校就連這些都教。
心存不忿、粗口爛舌作軟對抗的「抗爭者」
上述提及美國教育改革的一些經驗予筆者最大的聯想，就是2019年，那些活躍在香港特區街頭及大學校園的「抗爭者」。他們習以為常的行為是講得一口流利的粗口。粗口爛舌當然是一個品格問題。筆者亦親身在大學聽到、在視頻見到樣貌端好的學生滿口粗言穢語，甚至年輕專業人士如大律師亦如是——業界友人說曾在法庭休息室聽到這等年輕專業人士視若無人，滿嘴粗口地談笑風生，令年長業者側目。筆者亦聽說，這種年輕一輩的濫化粗口現象並非孤立，皆因背後有理論支持——粗口是對所謂「制度暴力」的抗議，是表達「抗爭」的方法。亦有教育界朋友指出，粗口問題在大學、中學生中頗為普遍。
筆者認為這些「抗爭者」所謂的「制度暴力」只是子虛烏有的砌辭，反而是彼等缺乏自我控制的品格問題呢。道理簡單，所有文明都需要制度暴力以和平處理人們相處所產生的矛盾與衝突。文明就是說人們能夠和平相處而已。所以特區政府出動警察制止街頭暴力是制度文明的表現。正如2021年初，美國警察鎮壓衝入國會山莊的特朗普支持者一樣，都沒有令美國、西方主流媒體及政客有什麼「制度暴力」的意見！更重要的是，這些所謂「抗爭者」若真的知道自己為何抗爭，應該無悔因理想而坐牢。但現實是，他們在暴動罪成後卻向「制度暴力」的法官求情，記憶所及最多理由就是缺乏自制力的「一時衝動」。若他們是真正的抗爭者，這是何其荒謬的話！
若香港要推行一場教育改革，我認為最迫切不是提升學生就業方面的競爭力，而是教育學生如何做一個有品格的人。中國文化從小就重視孩子的品格訓練，而品格中自我控制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最基本的要求。
面對今天還心存不忿、伺機破壞的「抗爭者」，特首李家超形容他們為軟對抗。這個「軟對抗」形容得好！軟對抗與軟實力，都屬於文化層次。記得特區成立時，於去年離世的古兆申兄便指出，只有政權回歸並不足夠；沒有文化回歸，香港遲早如台灣般出現獨立分離主義運動。所謂文化者，實是生活中的方式、規範，還有人際關係、價值觀和傳統承傳等。中國文化講求務實、中庸、克己、不求極端。這等等的最大公約數就是克己修身，用現代詞彙就是自我控制力。
總結
美國《沒孩子落後》的教改失敗經驗是沒有處理學生家庭及鄰舍影響之故，而「知識力量」成功就是改變貧窮黑人學生的自我期許及品格。由此推論，2019年「抗爭者」的暴動行徑只是反映彼等不能自我控制的品格問題，而非什麼子虛烏有的大道理！若從這角度看，中國傳統文化在特區由治而興的治理過程中極有必要。因為「抗爭者」非一般低下階層，而是高學歷而年輕的中產人士。若然的話，現屆特區政府還未從中國傳統文化視角考量其政策措施。例證是跨代貧窮問題，對象理應不是最接近中國傳統文化的劏房新移民戶，他們需要的是更大空間或購買力。因為中國自周秦以降，封建貴族瓦解，將相出自民間均非特例，可以說中國社會流動從來非治理的關注重點。若這分析成立，特區政府理應把精力放在改變社會，尤其是極為西化的中產及高學歷者的文化認同。推論一步，把跨代貧窮的所謂「精準」處理為「師友配對」（有若「知識力量」的假設），有捉錯用神、浪費資源之嫌。
作者是新範式基金會資深研究員、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高級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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