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張炳良：香港之變與「一國兩制」想像
【明報文章】近一年，聽得最多的關鍵詞是「復常」。疫後復常，泛指恢復通關、開放旅遊，各行各業回復生氣，經濟重拾活力，看數據已有一定成果；惟本地內需、貿易和香港較為依賴的內地經濟反彈幅度，尚未如人意，加上全球經濟不明朗、地緣政治惡化，香港需有防備，將來續篇再談。
2019年動亂及其後實施《港區國安法》，乃更為根本性的變數。復常包括走出政治陰霾和民情低谷，但說易行難。政府換屆，社會不會換屆，其深層結構矛盾和情結延續。從上空和街頭上看到的香港美景依然，疫後市面車水馬龍、人潮熙來攘往，繁華可期；但是人心和環境均經歷了複雜變化，內地和國際上對香港之觀感也有變。
復常既是經濟也是政治
復常既是經濟也是政治，相信政府中人不會低估箇中挑戰。特區政府班子及各部門和公共機構，均見戰戰兢兢，訂目標、立宏圖、設專班、四出外訪、大搞盛事、搶才招商、大興土木，不容有失。埋頭苦幹之餘，也須講求底氣與戰略，以及善用資源和動員社會的能量，且還受制於內外大局形勢，所謂因勢（才）利導也。
今天之「勢」如何？從穩定的方面看，中央強力介入後，在國安法和愛國者治港規限下，特區的管治已全面進入新秩序，反中亂港難有空間，社會爭拗收斂，立法不再拖拉行政，理應可讓特區政府大有作為，「由治及興」端賴是否肯做敢做而已。
今年回歸紀念，全城旗海飄揚，各界大事慶祝，社會平靜但警方仍高度戒備，可見潛在張力未減、分化依舊。特首及一些官員以「軟對抗」形容現况，反映官方焦慮。軟對抗不一定全都針對國家安全，更存有對現時體制及政府的一種消極取態，甚至對衡文化，折射官民距離仍大、互動互信脆弱。
中央重申「一國兩制」初心不變、長期堅持，但經歷幾年大變後，論述香港難再沿用繼承自英治晚殖的「成功故事」，因時空及制度土壤已變，往後的香港不可能「再版」從前，或是簡單的下集。這是香港再出發不能迴避的起點，不能想當然以為可輕易返回過去熟悉的香港。
香港已變 3種想像
歷史告訴我們，時代不斷更替，生生不息，有浮有沉，一代人一代事，還是向前走。未來由今天塑造，毋須日夕緬懷過去。看香港，在所謂不變中一直有變。
英殖時期，香港屬「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難有想像，但造就了一個東亞奇蹟。1980年代國家提出「一國兩制」構思，本讓港人對未來有了新的想像空間，脫殖乃變革之契機；可是在維持現狀、一切不變的主旋律下，香港未有真正去殖，也少去認真思考未來所需之變，構成今天不少人所非議的因循守舊和政策藩籬。
香港經歷了3個階段的「一國兩制」未來想像。由回歸前的「維持現狀、充分利用」，至回歸後的一國下「經濟融合、政治分隔」，在「模糊政治」中各自演繹。香港過去特色是小政府（不等於權小或不干預）、大社會、大市場，這樣自由便顯得很大了。此乃長期以來生存之道，也折射某種治理藝術。
亞洲金融風暴過後，人們意識到不變不符合社會發展規律，於是出現種種尋找香港出路、探討核心價值、梳理本土傳承的民間嘗試；官方也重視內地崛起帶來的新機遇，經濟融合漸成主調。中央期望香港發揮好經濟城市的作用，要求「愛國」及「融合」，奈何社會卻日益泛政治化，普選和國安立法爭議擴大，主宰政情起落，左右中央對港政策。
港人同時陷入一國下香港本體定位的意識困擾，出現排斥內地、挑戰國家權力的身分政治。2019年動亂分離主義氾濫，民心異動，激進暴力。中央深感人心尚未回歸，懷疑香港對國家的忠誠，收緊對港的全面管治權，要求香港全面融入國家大局、立足大灣區、緊扣中國夢，在國際地緣政治中站穩國家立場。愛國者治港，再定義為必須擁護黨國體制。
今第三階段，可形容為一國下「政治和經濟融合，法制和行政兩制」。雖然有些言論要求以內地為師，中央仍望保持香港承接過去的制度特色，但須改變心態，去殖化，不排斥內地，減少兩制摩擦，借鑑內地和海外優秀經驗。特區的公共治理吸納較多中式元素，脫離對西方範式的依賴，惟仍是有異於內地的中西混種。
在中國式現代化道路上，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可如何維持其獨特性和國際聯繫（特別是連接西方世界，此乃香港傳統強項）？以及如何建構既以國家自豪，又珍惜本土承傳的港人身分認同？
民主的挫敗
當年起草《基本法》，中央領導人從否定西方選舉式民主、否定三權分立，至接受在特區實行有限度競爭選舉民主，把雙普選目標寫入基本法，並確立「行政立法互相制衡、互相配合，司法獨立」，一切並非必然，乃一定信任下的良性互動和妥協結果。早期民主派和傳統愛國左派，雖處政治光譜兩端，仍似有點殊途同歸。民主派曾嘗試說服中央：爭民主也可愛國；而以民建聯為代表的一些傳統愛國左派，也曾嘗試證明：愛國也可贏選票。
今天俱往矣。2003年反23條立法後，民主派以普選綑綁國安立法，之後漸為分離主義挾持；2014年違法「佔中」，2019年攬炒動亂，中央定性反中亂港。2019年末建制派於區議會選舉折翼，使曾閃耀一時的民建聯路線敗於政治現實。中央視2019年之亂為顏色革命、顛覆政權，放棄原有以有限度選舉民主為本的港人治港路徑，從原先較多西式民主元素，轉軌至較近中式「全過程人民民主」的制度邏輯，仍是中西混合但中式多些。
新制下行政強勢主導，惟民授基礎不足，底氣存疑。立法雖全面配合行政，但議會與社會缺乏有機紐帶，易成平行時空，助力有限。而且政府對民間的取態常在「維穩vs.人心」之間拉鋸被動，形成政治缺口。民主派政黨縱然式微，但其新生力量仍可以「監察派」冒起，不以爭普選為主軸（因已沒有路線圖），不等於他們無可作為。
「完善」選舉制度的核心是「去民主派」，惟今後如何包容政治多元和異見、展現「五光十色」？如何說明選舉民主收縮之下，公民參與不減？
香港一直被譽為自由之都，人權產權受法治保護，自由度長期在兩岸三地居首，勝過新加坡及不少亞洲地區。基本法特別強調居民的自由和權利，並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經濟、社會與文化權利的國際公約》及國際勞工公約適用於香港的規定，寫進基本法。1991年，香港通過本地人權法。
國安法下的自由
國安法實施後，就像一個大罩，不止維護國家安全，也漸成維穩的主要框架，有若萬金油；但就香港的長治久安而言，總不能大小爭議皆國安化，而忽略人心之經營。西方國家認定「一國兩制」已變，更有說進入「一國一制」，香港被西方矮化及邊緣化，對外形象受挫。國際上注視香港的言論和新聞自由、學術文藝創作自由，以及資訊和個人自由是否不斷倒退。
世界各地（包括歐美澳日韓各國，及近期屢被人把香港與之比較的新加坡），皆有國安法，近年且隨地緣政治風險而收緊，但人家不會天天言必國安法。平衡國安要求與自由人權法治的保障，忌寧枉莫縱，致水清無魚。1980年代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曾喻打開窗户會飛進蒼蠅蚊子，不應為防任何蒼蠅蚊子而寧可關窗而窒息。
維護國家安全，國民有責，重在自覺，問題不在於有了國安法，而在於如何演繹操作——包括執法和司法，以及如何顯示國安法下香港自由開放之都風采依然、人們依舊暢所欲言。用房中大象為喻，空間大了，人們才不受大象所擠。
作者是前運輸及房屋局長（2012-2017）、香港教育大學前校長（2008-2012，時稱香港教育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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