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場加映：冤抑的正義 公道的毒舌

【明報專訊】近來關於法律的電影，出奇地收得。我也湊熱鬧看了《正義迴廊》和《毒舌大狀》。無疑，當世衰道微，東升西降，連美帝最高法院判處哈佛大學按種族收生的affirmative action之際，談到有關法律的電影，會令大家再次想起「法治」的相關討論及爭議。但是，當大家還以為，這兩套電影是大談「法治」或者「正義」之論述之時，可謂貼錯門神。因為筆者看了兩套電影共十次以上了，兩套電影卻鮮談「法治」或者「公義」。說得最多的是「公道」。

奇怪了。先從寺田浩明談起。

大約三十年前，有關傳統中國法律文化，有一場關於訴訟的爭論。這場爭論的其中一個議題，就是究竟中國傳統法律訴訟之中，是否有用「律例」及「判例」作為判決的依據。《大清律例．刑律．斷獄下》有「斷罪引律令」一條說：「凡官司斷罪皆須具引律例，違者如不具引，笞三十」（第415條）。即是說，當審案時判斷嫌疑人有沒有犯法之時，必須引用律例，如不引用律例，官員即是犯法。律例當然是《大清律例》。

另一方面，除了律例之外，刑部也會有「成案」，作為「定例」，即是審案時官員引用的案例，作為判決的法律原則。刑部的成案好多，不可能所有成案的判決都是判例，都可援引。成案要成「定例」，須奏請皇上獲准，有關成案的法律原則才可成為「定例」，官員方可援引。所以，「斷罪引律令」有例曰：「除正律正例外，凡屬成案未經通行著為定例，一律嚴禁，毋得混行牽引，致罪有出入」，確保判決之中，法律原則的一致性。

因此，當大家翻開例如《刑案匯覽》的案例時，都會見到「據律載」這三個字出現在判例報告之中，確保判罰有根有據。所以有學者認為，這是代表了清代訴訟之中，是類似西方國家的「判例法」（doctrine of precedent）的制度。

地方官判案 律例以外手段

但另一派學者，在翻閱不少清代地方司法檔案後，發覺好多地方官員判案，多不依從律例。這是與地方訴訟制度有關。清代的地方訴訟制度，有所謂「州縣自理」的案件，即是一些細微案件，交給州縣地方官員自行審理。問題是，如果地方官員將每一單案件都「認真」審理，用現代的術語叫「開file」，還要依足程序，基本上沒有辦法有效處理大量的訴訟。所以，地方官員就盡量不去「開file」，用其他方法包括勸說、調解以至訓斥等來解決糾紛。

日本學者滋賀秀三以「情理法」作為研究中國傳統法律的理論基礎（這裏不是指法官在處理訴訟以先「情」後「理」，最後以「法」來僵化地審理案件，有機會再談），但在地方訴訟制度及過程之中，「情理法」如何運作呢？寺田浩明就以「懲罰欺壓、為民申冤」作為理解地方訴訟過程的起點。

我的演繹是，正因為州縣知府是極難為糾紛「開file」，所以與訟人撰寫狀詞時，為了「感動」州縣知府，擊鼓鳴冤的人民就要「賣慘」，愈慘愈好。滋賀秀三說，清代的訴狀往往是「敘述對方如何無理，自己如何不當地被欺侮的冤抑之情──（中略）上花費大部分篇幅」。先是，提出訴訟一方會找訟師（或訟棍）誇大其辭，同時被告一方一樣會「賣慘」來抗辯，雙方都會請求官府「著即究問」，要求官府為蟻民申冤。滋賀秀三提出，這裏的「冤抑之情」之「冤」字，不是無辜之意，而是有「無端而遭受不當待遇」的含意。由於受到冤抑的人，往往孤立無援，鄰居好多時懾於另一方的淫威而袖手旁觀，於是唯有向州縣知府申冤，希望他能明察秋毫，主持公道，嚴懲對方的霸凌行為，解除「申冤無門」的狀態。

在這裏，地方官如何處理訴訟就變得很關鍵。翻開地方司法檔案，訴訟雙方往往都會「鬥慘」，即是甲方提出訴訟指乙方這樣那樣，乙方隨時又會反控對方這樣那樣，在雙方都有「冤情」下，寺田浩明就認為，地方官在審案時，就要透過閱讀及聽取這些冤情，建立起對此糾紛的認識，並在此作出決定，所謂主持「公道」。

公道不等於公義

筆者認為，這裏所謂的「公道」，並不是西方法律語境中的「公義」。因為在普通法背後的理論，是基於人民權利受到無理剝奪下，受害人透過訴訟取回其應有的權利，法官就此作出判斷。特別是在刑事罪行之中，只有guilty或not guilty的二元結果。但在傳統中國法律文化之中，沒有西方法律的「民事」及「刑事」案件之分。州縣要主持的「公道」，不一定是只有guilty或not guilty的判斷，很多時候為了盡快結案，就找社會賢達宗族長老調解，與訟雙方在官府中具甘結（即是簽下有法律約束力的文書），承諾不會再犯，之後州縣知府就訓斥雙方了事，這樣就是一種形式的主持「公道」。所謂「公道」，不一定是「對」與「錯」的法律判斷，有時是地方官員訓斥訴訟雙方，無故興訟，興風作浪，又或者用道德勸說，希望雙方不要各走極端，合則雙贏，一團和氣，super~！

然而，既然找州縣知府主持「公道」，往往結局如此，為何人民都要提告呢？這就與帝制中國的權力來源有好大關係。帝制中國的正當性，是來自極高的德行並受天命的皇帝。皇帝訂下的成文法律體制，環環相扣，最終的判決者都是皇帝，特別是涉及死刑的案件，都需要皇帝作最後決定。但有聖人之光環，受命於天的皇帝，不可能審理所有案件，於是這個享有天命的皇帝代表，只好委任地方官員代替他行使天職，處理日常法律訴訟。人民是希望有代表「天」的皇帝，替其行道申冤，這就是州縣知府的角色。

這個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地方訴訟往往是一個「欺壓－申冤」，請求地方官員行使「天」職，主持「公道」的過程。我們在《正義》及《毒舌》看到的，其實就是這種文化的展現。首先是冤抑。表面上，《正義》沒有冤抑的過程，因為主角張顯宗一早就認罪，沒有懸念。但另一主角唐文奇呢？先是，差人張釗上庭被游嘉莉大狀盤問時，被揭發張釗用屈打成招的手段，迫使唐文奇招供，以至其後游嘉莉大狀提出的另一套案情的說法，似乎取得了陪審團的同情，令到控方也感受到壓力。難怪控方朱愛倫大狀要調整檢控策略，並對吳冠峰大狀說：「唔早啲落重藥，啲豬仔（指陪審員）畀人呃咗都唔知。」

當然，在法庭上，唐文奇就有此金句，「你哋屈我啦，我冇問題㗎」。是的，林海峰一早就洞悉了唐文奇在「扮慘」。然而，唐文奇的「賣慘」過程，再加多幾錢肉緊，做到好似被欺壓及含冤受屈，確實令陪審員逐步傾向相信唐文奇的供詞。而最令陪審員「動容」之時，就是唐文奇家姐唐文珊的作供，提及唐文奇的身世及容易被人操控等事情，七情上面，連陪審員也為之落淚。賣慘的策略，埋下了日後陪審團討論唐文奇是否脫罪的關鍵。

回到《毒舌》，其主軸是曾潔兒被冤枉的過程。這裏也不用細說。但細心留意，除了曾潔兒案件之外，林涼水大狀「落難」到旺角開檔後所接的案件，全部都是被告受到「冤抑」的案件。林涼水在旺角開檔，鏡頭一轉，林涼水在電話中說：「大寶哥，擺明係對家屈你，打到去終審庭我都幫你。」然後林涼水在另一次電話對話，用福建話跟一位婆婆說「你孫女不會有事，我們找到閉路電視影片，拍得好清楚，不是她打警察，而是警察打她，我一定幫你的孫女脫罪。她不會被人冤枉的。你得放心」。有媽媽生與林涼水及太子一起開會，林涼水提到，「有人食霸王餐，仲屈你偷佢隻表，咁仲有皇法？」說的，都是「冤抑」。再加上曾潔兒被陳球「老屈」經過，可以見到，《毒舌》戲中的所有案件，都是關於「欺壓－冤抑」的案情。既然有冤情，就需要向法官大人申冤，讓林涼水向法官大人討回公道了。

第二，正如之前提過，中國傳統法律讓代表天意兼有聖人光環的皇帝，委託地方官員審理案件，而且在審理過程之中有極大程度的酌情權。所以，地方官員可以有不同創意的方法，跳出原來的律例框框去審理案件。

陪審團取代皇帝角色

但是，像《正義》及《毒舌》這類謀殺案，疑犯的定罪與否，是否判處死刑，可不可以減免刑罰，都由皇帝定奪。換到《正義》的場景，陪審團就做了皇帝的角色，要為唐文奇的控罪作出定奪，主持公道，正如陪審員李建成說：「一句到尾，公道自在人心。」

既然陪審團要為唐文奇申冤，那麼不單要站在唐文奇的角度，按唐文奇的「冤情」，重演了一次兇案過程，也為了幫唐文奇申冤，有陪審員說，如果判了唐文奇坐監，佢阿媽好慘㗎。要為唐文奇找回公道，陪審員不能像清代地方官員般用非法律方式如調解或訓斥來處理，而需要從普通法制度內找出方法。所以師奶仔葉惠萍就忽然從筆記中找到「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為唐文奇申冤，要為唐文奇主持公道。在這裏，一直是聖賢之化身，代表「天」意主持公道的皇帝，轉化為普通法制度下以「疑點利益歸於被告」為唐文奇脫罪的陪審團，令唐文奇的冤情得到「公道」的處理。

至於《毒舌》，林涼水要為受到欺壓的被告申冤，就不能一板一眼的跟足程序。像清代的訟師（或稱訟棍）一樣，他需要用創意及謀略，跳出原有框框，為被告申冤，例如以Dying Declaration（即是臨終遺言）的名義申請翻案（查實邊有咁容易？），又例如林涼水可以在法庭內，放下死者父親鍾京頤遺在垃圾桶內兩個水樽，並以此作為盤問鍾京頤的證物（在證據法方面，邊有可能呀？）。不過最重要的是，他在最後向陪審團結案陳辭時，同樣是說要討回「公道」：「為我嘅當事人，一個白白坐咗兩年監嘅母親，討回一個公道。」又在最後面向公眾席的大狀，說到做刑事大狀的原因：「就係希望呢個世界公道啲。」

說到這裏，巧合的是，無論在《正義》與《毒舌》，陪審團的角色是中國傳統法律制度的「主持公道」，而不是普通法一直說的「秉行公義」，奇怪呢，係未？

第三，《毒舌》說到了，當陪審團判處曾潔兒無罪之後，林涼水「印印腳」享受勝利的時候，看到了枱底下「天有眼」三個字，不禁莞爾。從觀眾的角度，這是呼應他在電影開局之時，他被貶去當淫審處法官之後，憤而辭職，並偷偷地在法官桌下刻了「天冇眼」三個字。但是，我們卻看到了「天」，在審判案件的作用。這個「天」字，不就是先前談到的「欺壓-申冤」，然後「主持公道」，再由代表「天」意的皇帝來為被害者「申冤」的訴訟過程嗎？

筆者的《毒舌》感動位，是在林涼水與老友在修頓談到讀法律是為了什麼。我在讀法律ABC之時，通常都聽到這句名言：Justice should not only be done, but should manifestly and undoubtedly be seen to be done，大意是說「公義不僅達至，並得以彰顯」，吹水啫。在中國傳統法律文化，說的是「公道」，多過普通法說的「公義」。那麼，這兩部片大收特收，究竟代表觀眾是希望看到「公義得以彰顯」，抑或是「公道自在人心」呢？我也不敢說。自從學習中國傳統法律之後，筆者一直覺得，中國傳統法律文化，其實是華人社會的DNA，已經深入骨髓。究竟華人社會，一般人追求的是沉冤得雪，抑或是彰顯公義，抑或其實兩樣都想要，唔知呢。但兩套戲不約而同都有同一句對白：「法律面前，窮人含忍。」我想，這可是筆者學習三十幾年法律的最深體會。

文˙王慧麟

編輯•王翠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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