觀點
方可成：當記者罷工討薪
【明報文章】上周，《紐約時報》記者迎來一場重要勝利——經過長達兩年多的談判，他們終於大幅度加薪了，薪資漲幅從10.6%到12.5%不等。漲薪後，該報記者的工資中位數達到每年16萬美元（約125萬港元）；而整個報社的最低工資標準，也從每年3.75萬美元大幅上調到6.5萬美元（約51萬港元）。此外，他們還獲得一系列福利，包括可以在家遠程工作，以及工作每滿10年可額外獲得4個星期帶薪休假。
這一切來得頗為艱難。在兩年多的談判過程中，員工們組織的工會採用了許多手段，有逾1000人聯署寫信給報紙出版人A. G. Sulzberger，直言「我們受夠了（enough is enough）」；甚至，他們還在去年12月組織了一整天的罷工——這是《紐約時報》在最近半個世紀都沒有出現過的情况。
《紐約時報》員工的勝利並不是孤例。最近幾年，組織工會、要求更好的工作條件，已經成為美國新聞界的一股風潮，而它折射的則是新聞業的新變化。
不透明與不平等的薪酬體系
記者組織起來討薪，最直接的原因當然是媒體的薪酬狀况不佳。一方面，受社交媒體衝擊，全球新聞行業在過去十多二十年都很不景氣，蛋糕無法做大，頻繁裁員和普遍低薪成為行業常態。另一方面，蛋糕的切分方式也存在嚴重的不平等問題。
在跟管理層的談判中，《紐約時報》工會就指出：報社近年來花大金額收購其他公司，並且多次回購股票以回報投資者，但卻不願意從這些錢裏拿出一部分來回饋前線員工。在各家媒體，管理層與一線記者之間的收入差距也往往堪稱巨大。
另一種最普遍的不平等現象，是不同性別之間的差距——同樣的資歷、做同樣的工作，男記者的收入往往比女記者高。這種現象已經被世界各地的研究反覆確認。比如，在擁有《華爾街日報》的道瓊斯公司，女記者的薪酬只有同崗位男記者的85%。
2018年時，BBC（英國廣播公司）中國新聞總編郭艾莉（Carrie Gracie）宣布，由於在類似崗位上的收入低於男同事，她選擇離開現任崗位以示抗議。她表示，BBC內部的薪酬文化一直是偏袒男性，而這一秘密直到政府要求BBC公開高薪人士名單才被揭露。
在美國，不同種族之間的薪酬差距也非常明顯。《華盛頓郵報》工會2019年發布的數據就顯示，在同樣的崗位和資歷條件下，女性有色人種記者比白人男性記者一年要少拿3萬美元（約23.5萬港元）的收入。
求職招聘網站「Glassdoor」一份報告則指出，媒體行業同樣崗位的男女員工薪酬差距達6.6%，屬較高水平；相比之下，教育行業的差距只有3.3%，餐飲業的差距只有3.2%。
這些現象令人唏噓之處在於：記者為社會正義奔走、為弱勢群體鼓呼，但是，新聞媒體也是社會的一部分，在媒體內部也會存在不公平的現象。好在，媒體人善於調查和總結信息，並且善於溝通和行動，他們正在藉工會等方式改變現狀。《紐約時報》工會的勝利，對其他媒體的記者也是極大的鼓舞。
不僅僅是為了錢
在美國，工會於過去四五十年間一直處於不斷衰落的狀態，各個行業的從業者都愈來愈少加入工會組織。然而，有極少數行業的工會卻在近來不斷發展壯大，新聞業就是其中之一。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去年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已有16%記者加入工會；另外還有41%記者表示，他們所在的媒體暫時還沒有組織工會，但是一旦組織，他們就會加入。年輕記者尤其對工會有興趣，在18至29歲記者中，有77%要麼已經加入工會，要麼會在工會成立後馬上加入。
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是，記者——尤其是年輕記者——加入工會的原因並不僅僅是為了錢。薪酬當然很重要，但他們也希望通過工會爭取到其他方面的改變。
例如，在這個社交媒體時代，不少媒體的記者都被要求在撰寫常規稿件之外，還要為社交媒體平台提供各式各樣的新內容。有員工就希望通過工會發出聲音，告訴老闆：為了出產高質量的新聞報道，我們不能做那麼多額外的工作，我們要有工作和生活之間的平衡；如果一定要讓我們做額外的工作，請妥善支付加班費用。
也有記者希望，他們可以有機會去做自己想做的、有意義的選題，而不是僅僅從編輯部領取選題或追隨新聞熱點。這樣的訴求，如果是個體記者單獨向領導提出，往往不會被重視，訴求不會得到滿足；但是，如果很多記者聯合起來，通過工會提出這樣的要求，管理層就有可能會正視，並回應這樣的訴求。
主動推進行業積極改變
再比如，最近幾年愈來愈多媒體拆除新聞內容和商業廣告之間的「防火牆」，讓廣告以「軟文」形式出現在新聞版面。在堅守新聞專業主義的記者看來，這是一種違背新聞業價值和倫理的做法。因此一些媒體記者認為，可以通過組織工會形式向管理層明確提出他們的關切，要求明確區分新聞和商業推廣性質的內容，保護媒體品質和原則。
還有很多媒體的工會，會在與管理層談判的時候強調，希望加強媒體內部的多元化，在招聘的時候要重點考慮少數族裔、LGBTQ（性小眾）、殘障人士，以及其他弱勢群體，要在涉及少數、弱勢群體的社會議題上表明自己的態度。可以看到，這樣的議題惠及的是潛在應聘者，已經完全跟現任記者的薪酬福利無關了——它代表的是一種希望影響和塑造媒體機構內部運作的努力。
這些現象都表明，新一代的美國記者正在改變「組織工會就是因為對工作不滿」的刻板印象，他們轉而強調：大家組織起來，是為了彼此幫助，是為了讓自己的工作環境變得更好，是為了令整個行業發生積極的轉變。換言之，一起行動，不僅僅是為了抵抗消極的影響，也是為了主動推進積極的改變。
作者是中大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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